尘缘文学

第144章（第1页）

接下来回顾一下赵燕事件：

二00四年七月，从事健身器材生意的赵燕于12日持b1／b2签证到华盛顿、费城洽谈生意。工作结束后，她于21日参加了从纽约市出发的&ot;尼亚加拉瀑布两天一夜游&ot;旅行团。赵燕说，旅游团抵达瀑布区后，她和另外两位女团员黄宁和谢芳步行到距离下榻旅馆仅10分钟路程的彩虹桥，准备多拍几张照片留念。她说，那时她们纯粹是因为桥附近的小白屋里透着灯光，才好奇地探头看。当时只看见有一名警察，地上还躺着一个黑人。警察摆手让她们过去。同伴问：&ot;警察是不是让我们过去帮忙？&ot;就在这一刹那间，几名执法人员冲出屋外，另外两位女团员很快跑离现场，但赵燕并没有转身跑走。她说，&ot;我又没做错事，为什么要跑掉？而且转身跑是很危险的&ot;。她伤心地说，&ot;没想到就这样，我遭到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的暴力对待。&ot;

赵燕回忆说：“警察先是拿胡椒水喷我的眼睛，然后就揪我的头发。我下意识地蹲下，他就开始用皮鞋踢我。这时又来了三四个警察，他们同时都用脚踢我。他们把我踢倒后，再把我的手背过去用手铐铐上，推进一个小房间。当时我真觉得实在受不了了，要死了。我的鼻子被踢出了血，眼睛很痛，什么也看不见，内衣也被人家解开了。我的英文不好，可是也尽量说明我的游客身分，要求他们找中文翻译，可是没人理我。”在律师事务所里，赵燕双眼因胡椒水仍红肿不堪，不时有泪水流出，在诉说事发经过时泣不成声，已分不清是眼伤还是心酸的泪水。

赵燕继续回忆说：“后来，一名女警察看我实在可怜，就用水帮我洗眼睛，连脖子上都是胡椒水，连续冲洗后才稍有缓解。”赵燕说，“他们狠命地打我、踢我，我的手机、相机全被摔坏了。我不断告诉他们，我的手包里有护照、签证和机票，这时其中一人看了护照，才发现是‘一场误会’。后来看情况实在严重，他们才把医生叫来，把我送到医院。”

23日，赵燕在当地朋友的协助下来到纽约&ot;罗斯-李根律师事务所&ot;，委托李根律师全权代理此案，状告&ot;联邦政府雇员对无辜平民施暴&ot;。李根对媒介表示，案件的取证工作已在当天完成，带头野蛮殴打中国公民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罗伯特&8226;洛德斯23日已在水牛城的纽约西区联邦法庭被控一项刑事攻击他人罪。虽然法庭允许他以5万美元保释，但在被检控期间职务被冻结，并禁止使用武器。

李根律师表示，赵燕当时是在允许一般游客拍照留念的地方被警员逮捕，当地没有任何警示限制游客行动。李根说，不论民事诉讼可以拿到多少的赔偿金，也无法抹平赵燕心灵的创伤。李根建议索赔金额500万美元，以弥补赵燕遭受的巨大身心创伤。

案件发生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崔爱民23日下午代表总领事刘碧伟前往探视遭到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殴伤的赵燕。总领馆侨务组长唐立说，赵燕的伤势，连为她拍照存证的领馆官员都看了吃惊和心痛。中方已正式向美国国务院边境事务局发出照会，表示对此案严重关切，要求彻底调查事情的始末，严惩应该负责的人员。

赵燕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宣传媒体竟相抓住这个足以煽动国民仇外情绪的新闻热点，连篇累觌地报道了赵燕事件的经过，末尾自然要符上一长篇质疑并攻击美国且带有浓烈火药味的评论。有关事件经过的报道越来越离谱，失实的成分也越来越多，沿着美化赵燕和丑化美国的轨道加速度地向下滑。赵燕也在一夜之间成为焦点人物，有关她的“英雄”身世和创业奇迹被无聊文人一个又一个地炮制出来。

因为中国的政治日趋成熟和理性，赵燕事件只是在主流媒体上炒作得很火爆，没有酿成实质性的仇外风暴，说明今天的中国较之一百年前的中国还是要进步一些，尽管前进的步子不能令人满意。

中国人的仇外情结除了在义和团式的直接暴力对抗中表露无遗外，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外交上经常采取自伤性的强硬姿态。一个国家的外交活动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外交就是以维护和拓展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外交上采取什么姿态，对外强硬或软弱都不能离开这个核心，个人的情感好恶在外交上所占的比重越小，国家民族的利益就越大。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在离任前的告别晚会上，就曾均均告诫美国人民不要因为自己的好恶而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要对某些国家产生著名其妙的好感同时又对另一些国家保持根深蒂固的憎恶；美国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感情。后世的美国政治家忠实地遵守华盛顿的告诫，使美国受益匪浅，在历次外交活动中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中国人基于情感上仇外的动因，在外交活动中经常偏离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这个中心，不管自己的实力如何，也不管自己有理没理，在外交上经常不明智地采取强硬姿态。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对外强硬似乎就是“爱国”。其实强硬外交不一定就是爱国，有时甚至是害国害民。如果我们的实力足够强大，如果我们站在正义的一边，世界大多数国家也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的对象又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象小越南一样忘恩负义时，对外强硬是必要且有利的。但如果我们站在弱小的一边，对方又不那么夺夺逼人，我们还有回旋余地时，对外强硬就不是一个可取的方式，因为强硬的结果不但讨不回公正和损失，相反会使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就象一只兔子因为饿狼对它作了一个不友好的表情，就沉不住气冲上去搧饿狼一耳光一样。如果某个富强的大国在主流上对我们友好，只在细节问题上和我们有分歧，并且真个有帮助我们的意愿时，我们因为细节上的分歧采取强硬不合作的姿态，最终受损害的还是我们自己。如果强硬的代价是更大的损失，这样的强硬就是自伤性的，是不可取的。我们都知道日本和德国，他们如在战败后采取玉石俱焚式的强硬姿态，这两个民族就会灭亡。日耳曼人和大和民族是理性且明智的，他们在大敌泰山压顶时选择了软弱，结果保全了自己的民族，留下了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并在半个世纪后成为远远超过战胜国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和实力大国。中国在历史上就曾因为强硬外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蒙古大军攻陷了偏安一隅的南宋首都杭州时，逃往更南的南宋流亡政府向蒙古大军乞和，蒙古答应了，并派出使节去南方洽谈和平休战的具体方案，可南宋的“爱国将领”竟然在中途把蒙古使节杀掉了。结果蒙古被大大地激怒了，得胜的大军象盛怒的狮子一样挥刀南征，把剩余的中国领土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整个中华民族成为蒙古的亡国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