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缘文学

12诗的形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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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诗的形式

诗，曾经有过最严格、最拘谨的形式——不仅是字数受到限制，就连音韵、对仗都有规定。因此，古入学诗是从吟诗、平仄声学起，或者说是先学格律才学诗的。

时代在发展，生活不断地变化着，但诗的格律与形式却一直没有变——从唐朝到清末。

旧诗实在做不下去了，格律的束缚要把笔死死地捆住了，人们就试着突破它——但，那是小心翼翼的，好像惟恐触犯天条一样。到晚清龚自珍的时候，这个精通了旧格律的人，也呼叫着：现代诗中应有铁。

从来也没有过超越时代的文学艺术——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总是附属于这个时代的——即便是有憧憬、有向往、有呼唤，那也是因为时代本身在演变的结果或反映。

推翻了清王朝，随着民主、自由的革命思想的兴起，诗，才从格律里解放了出来！

新诗的最初的名字叫白话诗——那是专门针对旧诗而言的，也叫自由诗——可以自由自在地写诗。

诗的革命造就了一大批在中国诗歌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从郭沫若、胡适之，一直到徐志摩、戴望舒、康白清、闻一多，一直到殷夫：艾青、田间等等。

诗开始出现在墙报上了，出现在传单上了。诗开始为工人、农民知道了。

不再是专门用来吟风弄月的工具，不再是专为一部分骚人墨客所独有——这是新诗走向人民的一个伟大起点。

一边发展，一边探索，新诗走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

新诗形式的探讨少说也有半个来世纪了——而新诗的生命也不过六十多年。

有人主张新的格律诗，主张“戴着镣铐跳舞”。闻一多先生是新格律论的发起者，也是实践者。他的“红烛”，“死水”，是为人称道，流传至今的作品。

但，也有人认为：倘若闻一多先生不是“戴着镣铐”写这些诗，那么会有更高的成就。闻一多先生在他自己创作的后期，也并不十分坚持新格律诗的主张了。他在一篇谈到艾青诗的文章里，写过：那才是真正的诗！

艾青是反对新格律论的，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精辟的见解只是两句话。是诗创造了格律，不是格律创造了诗！

艾青是用自由体的形式，坚持现实主义道路，取得了最辉煌成果的诗人。

艾青总是努力挣脱各种各样的束缚，用他的新奇的构思、有力的笔锋探索着。他的诗是浸泡在酒和泪的感情的溪流中的。他告诉我，他不倦地注意和寻求的，是诗的形象——各种新鲜的、美的、有着生活气息的形象。有时，制也甚至有抱怨！苦啊，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找形象思维！

如果把一天到晚专心于形象和形象思维的人，同一天到晚专心于格律研究的人相比较的话，不知道谁的诗要写得好一些？

作为诗的本质与内涵的，是形象和思想——任何一种格律——旧格律也罢，新格律也罢，都无法创造出诗的形象及思想的。

对于诗人自己来说，他笔下的每一首诗都有自己的格律在。即：所谓自由诗，也绝不是信手拈来，一挥而就，漫无边际，毫无约束的自由。

严谨的诗人，追求严谨的构思，追求诗的音韵美，追求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他是苦苦地从无数的文字中寻求最适当的词汇，变成自己的诗的。

他必定比较善于用某一种形式，或某一种手法写诗——或长短句、或楼梯式、或民歌体、或比兴、或铺排、或讽喻等等。但，他也必定要不断地去熟悉或创造新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

一个始终用一种形式写诗的诗人，久而久之，就会变得僵化，他的聪明才智就会被这种固定的形式所禁锢、破坏，就会原地踏步，写不出好诗来。

诗人的任务是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地创造自己对于诗的新的表现形式、表现手法，而绝不是给所有的诗人制作一个新诗的固定不变的框框或模式。

一首诗就是一种形式。

你的诗是你的形式，我的诗是我的形式。

散文无定式，新诗更无定式。

只有无定式，才能去创造、去发现，才有未来，才有希望。

诗的创造性，既体现在内容上，又体现在形式。

有时，一种新的形式的探求，会给诗人带来新的变化，新的启示，新的突破。

郭小川就是这样一个辛勤的探求者。他在五十年代的诗，大多用楼梯式——如《致青年公民》，抒发了大建设时期的饱满激情，教多少读者倾倒过；他在六十年代用的是长排句和长短句——如《青纱帐——甘蔗林》及《林区三唱》，感情更加浓缩而深沉，节奏更加鲜明而有力，是别一种格调。在变化中，显示了诗人的横溢的才华，进取的精神。

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会产生新的诗歌，同时也就会产生诗的新的形式——但，我相信，这里所说的形式决不是一种固定的格律，而是千千万万种为千千万万个诗人所自己独有的新的形式。

内容与形式相比较，内容是第一位的，但，过时的、陈旧的，不适当的形式却也会严重地影响内容的表达。

避免形式主义的最好的办法，是不断创造新的形式。

1981年9月于北京